我们知道，任何艺术或科学任何理论性的意识形态形式都不可能为全体工人农民为全体人民接受和理解。在中国在外国，在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该承认作为艺术的诗和所有的艺术所有的科学一样都有对读者范围的选择和限制。只有具备相当文学和哲学及其他文化修养的诗的人民、诗的大众才能作为诗的读者——而这些读者毫无疑问是属于人民，属于人民之中相当优秀的一部分的。在中国，代表现代生产力方向的并非所有的工业，而只是少数现代化的企业；而这样，作为诗的读者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全部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诗歌本来就是艺术中的精品，对读者的挑选十分严格，又怎么可能有一种读者是全体工人民农民的诗歌出现呢？如果那样，中国的诗就只有民歌体，甚至连民歌体也不能存在了，这无疑是在出卖艺术、拍卖诗歌了。

    另一方面，我们一向强调诗歌应面向大众但大众却很少面向诗歌的根源却闭口不谈也欠科学。诗的读者少，固然与诗的深奥，与诗“与人民脱离”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我们应该去找到这一现象存在的经济上的原因。在生产力和经济不发达，在文盲和半文盲还大量存在的今天，在人民文化水平有待于大幅度提高的今日之中国，普通人民对诗的需求本来就小，怎么能要求诗的供求关系完全平衡？没有一个诗人主观上是在创作谜语而不是在创造美，没有一个诗人是在给人民出难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更多的应是发展我们的经济，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创造更多的“诗的人民”。这才真正的想把诗歌艺术作为艺术献给人民的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用消费去刺激生产才能使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相反一味强调生产为了消费，作消费的奴隶，光强调诗是“人民的诗”而不重视扩大“诗的人民”这是我们一向忽视的一大问题。

   “诗的人民”也是人民且是人民中的优秀分子。所有具备一定欣赏能力的工农分子、大专院校学生甚至中学生都是优秀的“诗的人民”。目前的诗的任务固然有为范围更为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要为这些“诗的大众”服务，并且同时调节诗歌消费的社会水准。在这个前提下，应该承认民歌体诗人的存在，但也应毫无疑问地允许舒婷北岛顾城们的现代流派的诗歌存在，因为人民需要他们！

（本文曾经发表于1986年4月16日《诗歌报》）